导语：一面是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条例和通知，另一面是暴力征地和强拆的种种“事件”在全国各地一再上演。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土地出让等相关法律和程序在权威上、执行上的蔑视和规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村民的土地权益不仅得不到保障，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在地方政府经济业绩、主政官员的经济利益面前，也变得轻如鸿毛。

买地的开发商、征地的政府、失地的农民，三方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员倒在了土地经济面前？如何预防拆迁腐败？本期专题为您一一解析。

拆出来的腐败官员

近几年，国务院、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土资源据等部门先后发通知禁止暴力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但各地征地、拆迁乱象依旧猖狂。多个涉房腐败典型案例显示，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有着官商勾结的影子，部分贪腐官员和地产商为谋取暴利无孔不入、花样百出……

有不少因为拆迁、征地而倒下的腐败官员被查处前就已经被百姓送上各种各样的绰号，在这些表面上颇具调侃意味的绰号背后，是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暴力事件，包含着百姓的愤懑与怨气。这些绰号正是百姓为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提供的有力线索，应该引起重视。

“李拆城”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对政府不断逼近的破拆队伍时，一次次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身上，要求停止强拆，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但是拆迁方并没有理会，最终唐福珍选择了在自家天台上“自焚”。而当时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为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2012年12月13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扒市长”

2002年，倪发科任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后，就推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首次运用“经营城市”的理念，要求在城市建设中做到“高起点、大手笔”，其实就是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拆，一个是建。当时有很多干部和群众不理解，到处告状，最终没有什么后文。倪发科“扒市长”的外号却在坊间传开。2013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孙善扒”

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强势推进旧城改造，“别人不好拆迁的地方，只要孙善武一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众称为“孙善扒”。而在扒房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九朝古都的不少文物建筑都被破坏，而洛南地区4万亩耕地被建成了行政区和商品房。2010年2月10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孙善武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季挖挖”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在主政南京的几年内，满城开挖，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个大工地，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面对“季挖挖”的责骂和高压，有些区县干部只能将任务层层分解，一级压一级，限时限量完成。一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2013年10月24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以无记名表决的方式，决定接受季建业辞去南京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

“拆迁大佐”

沈培平在任普洱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背着省里下令出动武警和警察，导致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群体性事件。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坏。”在这次大会上，沈培平提出硬性要求，规定凡涉及旧城改造的单位均为责任单位，行政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凡完不成拆迁任务的，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由此被民间称为“拆迁大佐”。2014年3月，消息称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土地奶奶”

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敛财有两个途径，一是土地动迁补偿款，二是受贿所得，在抚顺市被冠以“土地奶奶”的称号。罗亚平曾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3000余万元人民币，另有2800余万人民币、69万余美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并在单位私设小金库，掌控赃款多达1.45亿元。罗亚平因贪污敛财涉案过亿，成为目前全国级别最低，贪污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2011年11月，罗亚平在沈阳被执行死刑。

征地矛盾爆发的三个起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接受《人民眼光》记者采访时说：“现阶段我国农村问题中有70%至80%都是由征地引起的。”谈到农村征地矛盾多发的原因，他认为虽然各地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矛盾爆发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类，即补偿标准不能让被征地农民满意、土地交易主体不清、农民担心失地后没有生活保障。

补偿标准：征了一头牛，补了一只鸡

郑风田做了一个比喻：“在农民看来，现行的征地标准是‘征了一头牛，补了一只鸡’。”

根据199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样的补偿标准很难被农民接受，所以在土地被征收以后，地方政府和农民就征地补偿款的问题很难达成共识。尽管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的呼声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这块蛋糕到底应该怎么切，中央政府举着的这把刀一直没有落下。”郑风田教授举例说，“如果补偿标准能够提高到现行标准的10倍，抵制征地的农民会少很多。”

交易主体：是农民？村委会？还是乡镇？

到底谁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集体所有权按基本来含义讲，应当是全体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也就是说“既不是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共有，也不是股份制基础上的法人所有”，那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应当是归某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农民集体共同共有。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

郑风田教授指出，现在农民、村委会、乡镇乃至县政府都认为自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交易主体，应当在土地交易中分得最大的那块蛋糕，这样的认识必然导致矛盾的产生。他表示，可以考虑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等同视为对土地的财产权，将农民变成农村集体土地的交易主体。他举例说，就像城市居民拥有住房的产权证一样，如果住房被征收，政府或者开发商肯定要与财产拥有者在补偿价格方面进行协商。但现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承包的地被卖了多少钱。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农地已经被征走，但农民依然在耕种，企业出了钱却没有得到土地，久而久之矛盾激化。

生活保障：补偿要不要全分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曾经提出，要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关于补偿费用应该是给农民还是给集体，国务院很早就已经有明确规定，主要补偿给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当然，各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运行情况不一样，在主要补给失地农民这个前提下，也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商议怎么使得这个补偿用得更好。郑风田教授表示，在土地交易中，中央政府是希望给予农民更多权益和保障的。但是问题往往就出现在村委会与农民协商补偿费用的划分和使用上。农民希望将出让土地的收益全部划分，但是村委会要考虑到村民以后的就业、生活保障、住房等，肯定希望留些钱备用。

政府不能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

征地和拆迁涉及到政府、开发商、以及被拆迁人三个不同角色的利益冲突。其中，政府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它既要保证市场的自由竞争，超脱于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外，又要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公众权利。政府的干预程度对调和矛盾冲突起着重要作用。

“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健全房屋拆迁政策，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建议将拆迁决定权与强制执行权相分离，实现强制拆迁司法化。“政府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容易导致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

人民眼光：为什么在国家三令五申严禁暴力强拆的情况下，仍然不断由征地矛盾引发的暴力拆迁和征地事件？。

阎雨：深层原因在于利益捆绑，暴力强拆的屡禁不止是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所致，是土地经济模式弊病的突出表现。表面上看，地方政府以征地拆迁来发展地方经济，而实质上，地方政府往往借此以权谋私，甚至不惜触犯法律法规，才造成如此惨剧。

人民眼光：警方调查显示，犯罪嫌疑人中包括村委会主任和工地承建商，由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共同参与暴力强拆暴露出哪些问题？

阎雨：这其中所暴露的问题非常严重，其突出表现在官商勾结掠夺式侵占农民合法财产。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破坏政府形象，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而且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甚至恶化，激发官民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无所顾忌，藐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脱离群众的表现。

人民眼光：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阎雨：开发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拆迁，政府则是政策制定、实施、法规执行的监督者。政府不依法执行行政监督权，反而与房地产开发商沆瀣一气，是严重的渎职行为，造成这种惨案，既是越权，也是犯罪。

人民眼光：应如何从制度层面入手，防止类似事件？

阎雨：一方面是完善拆迁法，从法律层面制止暴力非法拆迁；同时不断地加强政府自律行为，严格依法办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人民所期望的阳光政府、廉政政府。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