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认定程序有问题 我国正研究劳教制度改革方案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就司法改革问题发布白皮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在昨天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并未正面提及劳动教养制度，但在记者提问环节，这一制度却被两度问及。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表示，劳教制度有法律依据，当前也存在问题，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改革试点工作刚刚开始。

答记者问

    劳教制度认定程序有问题
    
    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中，“上访妈妈”唐慧的遭遇一度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向风口浪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就《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世界报记者问：在这个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提到劳教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考虑到有很多人大代表都呼吁废除劳教制度。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表示，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为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也存在问题”，姜伟说，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劳动教养改革试点刚开始

    会上，中国日报记者就此提问：我们了解到，违法行为矫治的试点已经在包括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推广了，我想请问现在试点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有没有向其他地方推广的可能？有没有时间表？
    姜伟表示，劳动教养改革试点工作刚刚开始，没有具体的情况可以发布。

专家谈改革

    重庆大学教授陈忠林

    缩减劳教适用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曾提议改革劳教制度。“劳教制度必须改变，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是改变的方向”。他认为，对劳动教养进行改革，缩减其适用范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目前主要的分歧在于：矫治决定主要应由司法部门，还是公安部门来决定。这一分歧直接导致《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难产”。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

    明确劳教法律程序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劳教制度是介于治安处罚和刑罚中间的一种处罚制度，对于一些违法不断、危害严重，却不够入罪的行为，需要一个治理的措施，“要考虑到保障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的稳定”。改革首先要通过法律途径来重新明确劳教的定义和范围，必须明确劳教判决的法律程序，完善劳教对象的救济途径。在裁决阶段，对裁决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

    劳教应由司法审批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曾参与了《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讨论。他表示，草案最大的争议是劳教决定由谁来作出。劳教要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除了必须通过法律设定之外，要由司法机关来决定，不能让行政机关决定，现有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和审批委员会不能算是司法机关。他主张，《违法行为矫治法》所规定的矫治时间应与《刑法》衔接，以不超过半年为界。同时，将劳教决定司法化，在人民法院建立轻罪法庭，专门处理劳教决定，以改变目前公安行政决定的格局。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劳教行为需要分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应对劳教制度进行重新改造。从实践中来看，劳教制度操作其实是把这种指控的权力、调查的权力和施加处罚裁决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公安机关这里，所以它就很难产生制约，因此在实践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被滥用、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这种情形，也需要加以改进。他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需要劳教的行为分化，确实轻微的违法行为给予治安处罚，而构成轻罪的用刑法调整。目前劳教制度改革首先要明文规定行为名称。本报记者王秋实

新闻延伸

    劳教由“存废之争”渐入改革议程

    2003年4月，辽宁省朝阳市农民张斌因遭到其他劳教人员殴打，惨死在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今年8月3日，因为年仅11岁的女儿被强迫卖淫后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母亲唐慧不断上访，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每每发生此类事件，均能引发学者对劳教制度存废的广泛争议。

    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

    195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并于次年8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确定了适用劳动教养的四类人，并确定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这标志着劳动教养制度的确立。从此，劳教制度开始以一种最强大的行政处罚手段的角色，在我国发挥作用。

    教养对象几乎无所不包

    这一制度设立的开始，劳教的对象主要限于一些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以及被单位开除、不服从工作分配的不务正业的人员等。中央政府希望把他们集中隔离起来，并辅之安置就业。但改革开放后，劳教对象的范围随着几次“严打”的进行开始扩大，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开始对劳教对象进行转型和延伸。
    197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劳动教养对象由委员会审查批准，并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此后，劳动教养对象的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到了现在，几乎达到“无所不包”。
    2002年4月，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规定》，其中对大到危害国家安全、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绑架、爆炸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小到倒卖车票、船票、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都可以予以劳教。规定中还设立了一些“兜底”条款，对一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以及“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情形的”，都可以予以劳动教养。

    “废改之争”此起彼伏

    由于劳教对象范围的宽泛，以及制度上的不透明，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2003年4月，辽宁省朝阳市农民张斌因遭到其他劳教人员殴打，惨死在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同年8月，广东省政协委员、法学博士朱征夫向省政协提交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得到多名委员附议。2005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在关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上签名的人大代表达到420名。2007年，茅于轼、贺卫方等数十人联名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法制办没有回复。有关劳教制度的“废改之争”已存在多年，一些专家认为，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废除存在的难度和阻力相当大，进行改革会实现得更快。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