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证据法，证据法方面紧密的关联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律师，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师是否能够真正的，完全的，独立的代理一个刑事案件，让一个刑事案件能够…我自己觉得律师多么的重要，有太多的人对律师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偏见，认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说话，但是这个国家被刑事指控的人，到底什么人是坏人，什么人是好人，到底有多少人其实是…在法庭上你们知道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关键一些概念，其实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它的含义是什么？
    比方说我在新疆旁听一个案件审理。3个年轻人受到一个人的指使，他的哥们儿的指使，18、19、20，3个年轻人，年龄都这么年轻。然后就到街上去，有一个人他们开始当街上去就打这个人，因为那个哥们儿说就是这个坏小子，叫我去到拘留所里面呆了15天，你们帮我报复报复他。他们3个人一看到这个人，就饿狼扑食一般的扑上去，把这个人打倒在地。然后就拳打脚踢，这个过程中间这个人兜里面装的手机和钱包掉出来了，钱包里面有500块钱，手机值600块钱。然后他们把手机给变卖了，然后就把钱也给分了，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抓获归案。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是，在法庭审理的时候，我在法庭旁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问题太关键了，到底他们事先有没有约定要抢钱？或者说他们只是打架斗殴，打一顿，突然发现哎，有钱，然后就把钱给拿走了。你们知道这个差别太大了，一个是抢劫罪，抢劫罪要负担刑事责任的，一个是打架斗殴的这样一个社会治安处罚。这多么大的问题，在法庭上我发现3个年轻人在陈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当时那个大哥说叫我们去打他一顿，我们就上去打。然后检察官说，你们说没说过，你们要下分？下分是什么？这个是行业性的话了。就是经常犯罪的人会说，下分就是把他的钱拿下来给分了，下分。你们提前有没有说？在公安局的时候，一审的时候你们可说了，你们3个人要下分，都要下分。然后这3个人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说这个，然后公安局的人说必须要让我们说下分，我们还不懂什么叫下分呢。然后公安局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下分，我们没说这个话，我们也没这么商量。我们是上去打人而已，结果法官非常怒不可遏的说，你们3个人注意，你们在这不能随便的说，我们的一期政府机关你们能随便的乱说，你们今天的态度，我告诉你们非常重要，对你们今天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你们说基本事实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3个人说没问题，基本事实都没问题。但是基本事实里面太重要的是，我们提前商量没提前这个东西。哎呀，3个人就说了，我当时着急啊，我旁边看着律师，律师怎么不说话呀？律师不说话。后来我听说这3个人分别被判了3年，4年和2年有期徒刑，不算太重。但是本来他们是无罪的，就像邓玉娇一样，他们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们被判了有罪。这就是说律师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个律师不发挥作用，为什么不发挥作用？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经常是走在非常威胁的一个边缘，经常要踩到地雷，因为我们的刑法中间有一个第306条，306条针对律师制订了一个所谓的伪证罪。李庄先生被他的委托人向警察告发，说他眨眼睛，备件的时候眨眼睛，我后来见到李庄了，李庄的确爱眨眼睛，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在重庆落下病了？后来他说我从小就这个样子，一眨眼睛就被自己的客户指控说，他诱导我要翻供，他诱导我揭露这个案件的什么什么，刑讯逼供，于是李庄就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我们这个国家的律师，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长期从事律师辩护的律师，受到了非常可怕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于政府制订的这部刑法中间的这个条款，同时也经常来自于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一种误解。所以北京的将近3万律师平均起来每个人每年办刑事案件不超过一件，在一件下来，平均下来。刑事案件的辩护经常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那真的是非常危险。有一些朋友，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还有100多个刑事辩护律师现在正在监狱里面服刑，哎哟，那被告人最后都笑话说，你还保护我呢，我还被判呢，你就进去了（笑声一片）。有一位叫王海云的律师最后就出家了，做和尚去算了，看破法尘。那这样一种刑事律师在许许多多案件中间，他们的辩护不能够真正的独立，不能真正畅所欲言的辩护，我们的刑法司法程序中间有太多的制度环节让律师许多办法发挥他们的一种能力，他们的一种强有力的辩论。你们知道这个跟我们的审判程序的一种设置有关系，我们的司法程序不是英美式的，对抗式的司法模式，而是一种欧洲大陆模式借鉴过来的，慢慢作为职权主义的模式。甚至有法学家说这个叫超职权主义，那就是说留给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的空间并不大。大家知道对抗式的模式有三种非常重要的特色，一个是法官要保持严格的消极和中立，第二个特点是律师发挥最大的能量，空间都留给律师，第三法官必须要保持一种非常高的学理性的水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司法性的过程中间，那个律师，你们发现有没有一个特征，中国法庭的律师都是坐着的，而英美国家的律师是站着的，是溜达着的，哎呀，经常是走到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面前，“哦，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看我们眼前的这位被告人，他是多么让人怜悯，他是多么的，你看看，他两只胳膊都没了。今天中午我跟他出去吃了一顿饭。我发现他吃饭的姿势像一只狗，狗这么吃饭，就用嘴在那叼着吃。”哎哟，他跟陪审团的人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全部都是那种非常感动，最后就宣布他无罪了。这样一种司法的过程，我们知道陪审团它的存在，让刑事案件的律师变得非常的赋予一种感染力。
你们知道美国最著名的那个刑事辩护律师丹诺，丹诺这个翻译都是比较早，是由胡适先生翻译的。胡适就特别喜欢丹诺，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本身不是研究法学的。但是他经常对法学方面有一些特殊的爱好，比方说喜欢用法庭的方式来研究一些学术问题。他研究《水经注》就说有人指控，剽窃，然后指控方指控的是什么，辩护方怎么辩护，他用的是证据来说话。他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不说十分的话，这是他说的。他喜欢丹诺，在美国期间买了很多丹诺的自传，遇到好朋友就送一本书叫《丹诺》。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丹诺，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太缺乏，中国的民众，我们的文化中间太缺乏丹诺这样一种精神，或者对丹诺这样律师的包容。丹诺被报道的一个刑事犯罪，杀人犯做辩护。怎么辩护？他这个案件审理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个案件是没什么指望的，没办法辩护，丹诺辩护了，出庭。哎哟，那种神态，那种气势，最后法官说人太多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场所，法官说干脆我们换个更大的法庭吧。最后大家就改在更大的法庭，然后大的法庭还坐不下，法官说今天咱们破一次例，到广场去审，结果到这个城市广场，在那开了一次庭。最后他那辩护真感人哪。所以开庭结束当然宣判他无罪了，宣判这个人无罪了。最后人都走完了，广场就像下了雨一样的，那个泪水都流啊流啊，都在地上流。哎哟，这样的一种审判，你们知道这个是英美国家的法庭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律师特别大的空间。

　　由于判决案件事实问题是12个外行人，外行人不懂法律，根本没有学过法律。如果法学教授在美国，那你如果被选为陪审团成员，他自然可以说打个电话说，因为我是法学教授，我不能参加陪审团。因为一个法学教授到了陪审团里面，那其他的人都说，这个事你来定吧，我们就听你的，这不好吧？陪审团就是让12个外行人通过自己健全的常识来判断案件事实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使得在法庭上，律师的语言，律师的这样一种姿态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跟那个大陆模式下的法庭完全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富于情感。你们记得在古希腊的时候，那些律师辩护的时候，更了不得。他所谓的陪审团其实都不是陪审团，就是审判团，审判团全部没有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全部都是外行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法律学校，500个人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那个时候，那那个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如何诉诸于情感，然后大家如何如何去…
    比方说甚至有一次为一个女孩辩护，那一个伟大的律师高尔吉亚。这个女孩被指责为叛国罪，但那女的太漂亮了，惊艳。在法庭上，“然后大家看一看，你们看一看，这位美丽的女士。我们雅典最美丽的姑娘，她对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忠诚”，她如何如何，最后说着说着，这个律师走到这个女的面前，把她的衣服一撕，天哪，裸体的呈现在500个男人面前，哎哟，这500个男人看着都傻掉了，最后毅然决然的判决无罪。（笑声一片）当然判她们无罪可以，最后雅典也通过了一项法律，以后禁止律师当庭的把当事人的衣服给撕开。
    陪审团也带来了许多，特殊的法庭论辩模式。我们如果想想我们的律师，在今天的司法制度的处境的话，包括他的管理制度的处境，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在这个国家可能今后下一步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让律师能够不受这些个不正当的一种干预，让律师真正能够独立的代理案件，而不必考虑到所谓的“年检”。你们知道年检吗？你们知道我们的律师协会是何等的不独立，我们律师协会过去只是一个律师们自治的组织，后来说必须要成立党书记，律师协会里面有党委了，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通常都是由行政部门的人出任，我觉得我们党不能够再这样管得事这么多了，我们这个党管得事越多，你受抱怨的可能性就越大，管得越少，大家都觉得这跟党没关系，这是律师自己的事。大家就批评律师，不至于批评党，我觉得我们这个党什么都管，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什么东西都自己扛（掌声）。有可能说废除我们的年检制度，让律师一旦获得律师执照，除非有违法情节，不得吊销律师执照，除非有违反职业伦理的情节，不可以说，你司法行政还掌握一个权力，让律师每年受到这样一次不正当的审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